你把我当人就好了:一个在台湾二十多年的越南移民故事 故事FM

Posted byadmin Posted on2024年2月16日 Comments0

上一集,我们听到了居住在台湾的印尼移工莉莉和她的台湾朋友云章、张正的故事。作为一名远在他乡的打工者,莉莉想要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,永久地留在台湾。过去三十年来,已经有数十万东南亚人到台湾工作,其中一些人成功地留在了台湾,他们被称为新住民。

这些新住民当中有一位就是来自越南的阮氏青河。青河当年以移工的身份来到台湾,二十多年后,她成为台南市的一名大学教授。这一集就讲述了她的故事。

,来自越南。21 年前,也就是在 2002 年,我第一次踏上台湾这块宝岛。当时我是来台湾工作,也就是台湾人口中所谓的外劳。

当时的契约是 13 年,契约结束之后,我嫁给了台湾人,留在了台湾。留下来之后,我又去读了大学的硕士班、博士班,读完书之后我就在大学里面当老师,现在是助理教授。

我在台湾的人生经历过各种起起伏伏,有过很多身份,我当过台湾所谓的外劳、外配,也当过外籍老师,有一段时间我在台湾开店,所以我还是一个外籍老板。我总是很骄傲地跟大家说:在台湾的移民,或是外国人有过的身份,我都有过。

青河以前看过很多台湾电视剧,听说台湾工资高很多。当时有一家机构正在招募越南人到台湾工厂工作,青河想都没想就申请了,然后就被送到了台湾。

我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,是在 2002 年 3 月 23 号晚上 10 点半。因为台湾的 3 月还是很冷,因此我记得很清楚。

当时住的宿舍只有一张上下铺的单人床,隔天中介公司派人带我们去超市,想买什么就买什么,那时候我们还完全不会中文,中介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。

逛超市的时候,我看东西的价钱,发现怎么那么贵。如果你在外国买东西,一定习惯于先把当地的钱换算成你自己原生国的钱,再比较看看,如果在你的母国买这个东西应该多少钱,在这里又应该多少钱,换算之后如果觉得比在母国便宜,我就觉得很好,可以买买买,但台湾的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比越南贵好多。

在工厂里工作,总是要上夜班,我们是电子工,分为三班,一般台湾人会分在早班,外籍劳工都被分在小夜班跟大夜班,我就是小夜班。早班是早上 7 点 10 分到下午 3 点 10 分和 3 点 10 分到 11 点 10 分,我们是 11 点 10 分到隔天早上 7 点。

刚下班的时候有人会去吃饭,但因为我们非常非常想睡觉,所以只要时间一到,我就直接把机器关掉,跑进某个角落睡觉。工厂也不会给你床,想要睡觉,一般会在椅子上睡,甚至有可能就在机器旁边的一个椅子上趴着睡,听到钟声的时候就起来继续做,一直作息颠倒,持续了 3 年的时间。

工作结束之后就是回宿舍,那时候没有什么脚踏车,也没办法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,脚踏车顶多也只能骑到周围 10 公里远的地方,太远了也没办法。

我们一周工作 6 天,但有时候就想要加班,因为加班才能多赚钱嘛,因此我们能加班就加班,不能加班也就算了。就算不上班也没地方可以去,人生地不熟,语言也不通,所以只好就这样子。

我学中文的那段时间,那时候还用卡带,我天天听,磁带都被听得磨损了,声音都变得很奇怪,但我还是一直听一直听。

我用的是越南的教科书,它是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材翻译成越南语的版本。我听的卡带是北京的腔调,我学的就是北京腔的中文,所以我之后出去跟人家讲话的时候,人家都问我:「你是大陆新娘,对不对?」我说:「不是不是不是,我是越南的。」人家又问:「你是越南新娘?」我一直说:「不是不是的。」他们就一直呵呵笑。

在打工期间,青河认识了后来的丈夫,他是台南一家书店的老板。后来他们结婚了,作为外籍配偶,青河可以在工作合同结束后继续留在台湾。

后来我结婚了,嫁到了台湾。因为我先生住在台南,所以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要跟他住在台南,但我那时候需要先找到一份工作。我在越南是学法文的,在台南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,再加上我当时中文还不是很好,没有像现在这么流利,所以最后我还是回到原本的公司,在高雄工作,大概 8 个月以后,我怀孕了,8 个月之后就要生小孩,所以就辞掉了在高雄的工作。

我先生开了一个书店,我就一边顾书店、一边顾小孩。因为结婚之后我还在高雄工作,还是住在外劳的宿舍,因此在台南教养孩子、顾书店的时候才真正地走进了台湾的社会。

那段时间是台湾跟越南的跨国婚姻最高峰的时间,台湾人看到越来越多的越南新娘,就觉得那些人都是为了钱来的,所以很多人会直接跟你讲:「越南新娘喔,500 块就有了啊。」如果你装听不懂,那就没事。但如果你听懂了,他们的意思就是只要花 500 块,就能跟在台湾的越南女性发生些什么。

我们越南人在台湾结个婚,就会被人家看不起。可能是因为当时很多台湾人花钱让中介公司带他去越南相亲,没有感情基础的两个人刚认识,完全不了解彼此,只要三五天就直接回来结婚,夫妻年龄的差距也非常非常大。

即便我自己也算是一个高知分子,大学毕业了, 也还是要遭受这样的侮辱。可能是前几年有太多的商业婚姻,很多人嫁来台湾之后因为语言隔阂和文化冲击,她们没办法跟本地人沟通,所以会造成这样子的误解。

也可能有的人真的是为了钱才结婚来台湾,双方都是为了钱。看到你是台湾的男生,我就跟你假结婚,就为了来这边卖淫,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。你是台湾人,你娶一个越南女生过来,然后看她去卖,你对她的看法会好吗?当然不会好。但其实你也是收了人家的钱,娶人家过来的,你还看不起人家,还去外面宣传说越南移民都是这样子的。

但全部的越南移民都是这样吗?其实不是啊,但很多时候好事传得慢,反而坏事会马上变成新闻。比方说,如果台湾的好几个新闻台每天都 24 小时播放关于一位越南移民不好的事情,那大家会认为只有一个人不好。但要是 10 个新闻台都用不同的标题,就容易让观众认为有 10 个人不好,再然后,如果每个小时都每个台都变一次标题,是不是就容易被认为一个台就报道了 24 个坏人?十个台就有 240 个,很可怕。

我就想,那要怎么改变自己的处境?我就跟我先生说,我应该要通过教育、读书来改变。我先生就很支持我,他说:好,如果你想要继续读书,那你就去看看。

青河联系上了台南成功大学的一位教授。他支持青河攻读东南亚历史研究生课程。对青河来说,这是一个把她的文化起源与她在台湾的生活联系起来的机会。而且,大学里有越来越多的人找到她,请她谈论作为台湾移民的经历。青河意识到,她的发声可以影响台湾的舆论,让更多人了解移民工面临的挑战。于是她开始积极地参与倡导台湾移民工的权利。

历史系有一个研究越南的老师,他说:我们的研究,是为了让人家了解越南。我就问这个老师,你收不收学生?我是这种情况,你收不收?老师说 OK 啊,你去看看学校的要求你有没有符合,如果符合,你能进我们系,我就收你为徒。

别的外籍生在申请学校时不用面试,但因为我人就在台湾,人家就让我去面试。那时候我怀着二胎,顶着大肚子进来面试,手里还牵了一个孩子。面试的时候,面试官就问我,你要上学的话,孩子怎么办?我说家里的人很支持我,所以到时候他们会帮忙照顾。

这种现象在台湾非常少见,因为台湾的主流社会认为:我把你买进来了,你应该要听我的安排,我叫你在家你就在家,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,我叫你生小孩、生几个,你都要生。

很多外籍朋友没有自己的主见,就服从了。还有很多人就忍着,因为台湾规定你在这边住满 3 年,才可以申请归化,从申请到归化还要两年,也就是要 5 年才能拿到身份证,才可以变成台湾人,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管。所以很多人拿到身份证就离婚,但这样子又会变得像人家传的一样坏——拿到身份证就跑。

我在读书的时候开始有机会去接触到更多的人,学校的人对一个外籍新娘来读研究所感到很新奇,我就变成了学校的一个典型人物,常常被邀请到各个地方去做文化宣导之类的。

很多人会问我:你们拿到身份证之后就会怎么怎么样吗?我说我到现在还没拿身份证。对方就说:「那就代表你还不能走,对不对?」一直这样,我就只能强调说不是每个越南人嫁过来都是为了这个证,解释说我为什么不需要这个证。

其实如果你被尊重、被重视的时候,你不用强调你的身份是什么,但是如果你一直被歧视说:你是一个外籍新娘,是随时都可能被我抛弃的人,而且你被我抛弃,也就是我们离婚的时候,你必须要滚回你的国家去。所以她们要拼命、要赶快拿到那张身份证。

但是如果我可以很自由地独立生活,那嘛要拿那个证?拿不拿身份证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,因为我还可以在这里读书,我还可以用台湾的健保、劳保,只是不能买房,但我也没有钱买房,所以我不用管这个。

我那时候在学校已经开始教越南语了,我的很多学生就说:「老师,我想娶越南人,跟你一样。」我说:「你想得美,跟我一样的人不多,而且不是一来就可以跟我一样,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努力才可以变成那样,你看我就是从最基础的员工开始爬起,去学校读书的时候,中文也是慢慢慢慢累积起来的,并不是一开始我就能直接用我的母语去学习的,我也有努力的过程,没有人看到,他们只是看到我已经成功了,就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。」

很多人想要和我一样,在我不断努力的过程中,就会有台湾媒体来报道我的故事。现在的新住民看到一些人可以,就会开始想自己可不可以也这样。

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有机会到学校去读书,他们可能是从小学开始补校上去的,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,一直补到大学研究所,像我们这样子的人也是很多啊。

说实在的,读博士这条路真的很艰苦啊,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读下去的,但是我觉得只要到研究所这个阶段,就已经 OK 了,之后,他们就可以开始为自己主动参与台湾的社会,不像以前总是被动的。

在倡导移工权利的过程中,青河结识了云章和她的丈夫张正,他们两位也在上一集中发过言。他们不仅经营着一家东南亚主题书店,来促进台湾人和居住在台湾的移民之间的文化交流,而且还努力让主流社会接受移民。他们二位都长期目睹了台湾移工的烦恼和艰辛。

:台湾的外籍劳工是从 1989 年开始进来的,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开始发展,有一些辛苦的工作,像在工地的工作、看护的工作、渔船上的工作,越来越找不到台湾人愿意做。1989 年,政府先开放了一批名额,1992 年,有了新的法规。

1989 年的时候,市政府要盖 101大楼啊,高速公路啊,找不到工人,所以特别引进了 1000 个、2000 个人,后来政府发现外籍劳工超好用的,薪水很低,可以很努力地工作。所以民间公司、工厂也都想要外籍劳工,找他们盖房子。那么低的薪水招不到台湾人,就招外籍劳工。

台湾最开始是从泰国、菲律宾,后来再到越南、印尼去招外籍劳工。我们的语言是最大的困难,因为中文不太容易学,我们也不像日本那样,日本引进外籍劳工之前,要他们先学会日文才能进来。台湾没有这样的规定,你来就好了。他们也可以在母国先做一些训练,但是比如你在印尼学中文,其实没有什么用,很多在印尼、在越南学了中文的人来到台湾之后才发现,我们现在讲的中文,除了普通话之外,还有一部分讲闽南话。

但语言并不是台湾移工面临的唯一问题。这些移工中的许多人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,平时要么是在工厂的宿舍里,要么是在雇主的家里做家庭护工。于是云章和张正萌生了和越南移工一起创办报纸《四方报》的想法。报纸让他们有机会谈论远离家乡的经历,并结识其他面临同样情况的人。这也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摆脱孤独感的一种方式。

:台湾其实非常依赖外籍移工来当外籍看护,特别是在照顾老人方面。我们开始做《四方报》的时候,那时候是 2006 年,很多的越南看护在台湾,我们通过这份刊物接触到他们。

他们非常喜欢书写,那时候打电话、打手机很贵,因此他们都通过书写来彼此联络。我们会在我们的报纸上刊出他们的故事,上面还会附上他们的手机号码。其实本来我们会把他们的手机号码都删除,来保护他们的隐私,可是他们就来信或打电话要求说:请你不要删掉我的手机号码,因为我想要放在上面,让其他的读者可以跟我联络。

这就让这份报纸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越南人的联络网,一个很孤单的越南人或印尼人生活在全部都是台湾人的环境,他们很孤单,但通过写信,通过《四方报》,他们可以跟其他的人建立连结,我们因此也能了解到他们的处境。

云章和张正明白,并不是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能完全克服差异。但他们希望主流社会和移工至少能够接受彼此本来的模样,承认每个人的价值,无论他们来自哪里。

:台湾本来就是移民社会,我们要怎么让这个社会把这些新鲜的意见变为台湾重要的一部分?不用特别对他们好,因为特别的优惠也是一种逆向歧视:我觉得你很弱,所以我要对你非常好。很多移民能力很强的,如果我们可以学会用一种比较平等的视角:你虽然现在跟我不一样,以后也可能一直都不一样,但我还是可以接纳你们。如果可以有这样子的气度,就会让台湾成为一个更有趣的地方。我知道你跟我不一样,可我还是尊重你作为一个人的权利,你还不会讲我的话,没有关系,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沟通、想办法理解。你可能没有办法、没有那么多力气去理解别人,因为大家的生活本身就已经很困难了。多看书、学他们的语言之类的,是比较耗费精力的事情。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理解,我觉得没有关系,可是你要承认,他们跟你是一样重要的人。

青河也反思了自己对台湾生活的期待。她经常发现人们依据她的长相或说话方式来评判她。她希望自己能像这里的其他人一样生活,不被当做外人来区别对待。

青河:因为大家都会先入为主,根据外表判断你应该是哪里人。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说:不要把我当某个特定地方的人看,你只要把我当人看就好了,这个是最公平的。

三十几年前,台湾开始开放的时候,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台湾,他们在台湾叫做新住民。其实一开始是叫新移民,但移民分为移入和移出两种,移出的就跟我们所讨论的无关,但移入的一定会在这里住下来,所以最后才改成现在所用的新住民。

但是我觉得,你可不可以把那个「新」拿掉?住民就好啦。你们有什么权利,我们应该也有啊,那为什么我们有一些权利就被剥夺了?

台湾太多元了,但是又分得很细,其实应该不要分。反正来到台湾,干嘛要分那么细嘛,都是台湾人,台湾有什么权利、义务,大家都一起享受、一起承担,应该要一视同仁。

所以只要把我当人看就好。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就想要表达的:我跟你们一样,你能做的我也可以,甚至比你们做得更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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